江小角 方宁胜: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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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桐城派兴起于清初,衰亡于清末民初,历时500余年,几与清朝国运兴衰昌敝相始终。对于另有另一个 有另一个 流衍甚广、影响至深的文学流派,长期以来对其评价褒贬不一。现行中学教材《中国文化史》论及桐城派时仍坚持认为:“桐城派在当时文坛较为孤立,受到汉学家和骈文家的一致排斥。新文化运动将桐城派称为‘桐城谬种’而被全盘否定(注:《中国文化史》,人民教育出版社5003年版。)。这说明,尽管桐城派曾长时间地位于清代文坛的正宗地位,但某些人对它的认识还是那么 的肤浅、片面。桐城派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将近百年,脱胎于学术纷争和古诗文评的桐城派研究也已有百年历史。对百年来的桐城派研究作一简要回顾,助于某些人了解桐城派,并对桐城派研究予以更多更全面的关注。

   一、20世纪前20年的桐城派研究

   20世纪前20年是桐城派研究的第一阶段。其特点是承续清代中叶以来对桐城派的批评,彻底否定桐城派。你这种阶段的起始应以1903年桐城派末代宗师吴汝纶去世为标志。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弟子,对桐城派文风多有改造,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卓越的创造可不可以,门下弟子甚多,“五四”前后与各派力量对垒的多为其门生故旧。吴氏去世,桐城派拖累了一位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,势力顿衰,其后连续遭到来自有另一个 方面的攻击。一是以刘师培、李详为代表的国粹派。1905年2月,以“爱国、保种、存学”为宗旨的《国粹学报》创刊,刘、李为主要撰稿人,且也有骈文正宗论者。刘师培接过乾嘉时期桐城派与阮元、汪中等人关于骈散之争说说题,宣称:“桐城文章有宗派,杰作无过姚刘方。我今论文主容甫,采藻秀出追齐梁”(注:《甲辰年自述诗》,转引自李妙根编《刘师培论学论政•附录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19500年版。)。他在《论近世文学之变迁》(注:《国粹学报》第26期。)中承认“惟姬传之丰韵,子居之峻拔,涤生之博大雄奇,则又近今之绝作也。”但又不满“望溪方氏,摹仿欧、曾,明于呼应顿挫之法,以空议相演,又叙事贵简,或本末不具,舍事实而就空文”。在他看来,“文以征实为最难,故枵腹之徒,多托于桐城文派,以便其空疏”。近岁以来,“其墨守桐城文派者,亦囿于义法,未能神明变化”。文选学家、骈文某些人李详,与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、姚永概、姚永朴交谊深厚,但他的散文理论却与桐城派针锋相对,力辟文章宗派之说。其《论桐城派》一文详叙桐城派源流,指出桐城末流仅重视起承转合、形式行态、文言虚词,不过是八股文的变种而已(注:《国粹学报》第49期。)。其后在致钱基博、陈含光、王翰芬、孙德谦、张江裁、王渥然等人的信中,屡屡抨击桐城派,影响甚大。

   桐城派面临的第5个劲敌是章太炎。章氏倡导复古,尊崇长于言理的魏晋文章,既反对阮元所沿袭的“文笔”说、“沈思”“翰藻”说,也对唐宋八家、龚、魏、康、梁颇为不满,对严复、林纾更是痛加诋斥。虽对吴汝纶、马其昶怀有崇敬之意,但针砭桐城派如果留情面,曾称“桐城诸家,本未得程朱要领,徒援引肤末,大言自壮”(注:《訄书》第十二篇《清儒》,1904年日本东京翔鸾社初版。)。在《社会通诠商兑》、《与人论文书》中对桐城派都颇有微辞。不可能 章太炎及其弟子的影响力巨大,桐城派的阵地渐次失守。就教育界而言,“清末的京师大学时代,先后主持总教习的吴汝纶、张筱浦;译书局总办的严复,副总办的林纾;民初任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、汪风藻、马其昶、陈衍(石遗)、宋育仁在当时文坛也有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。其时主宰北大文风自然是桐城古文派”(注:陈万雄:《五四新文化的源流》,三联书店1997年版。)“迄入民国,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,在姚叔节、林琴南辈,目击刘、黄诸后生之皋比坐拥,正不免有文艺衰微之感”(注:《周作人回忆录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19500年版。)。

   以上某种力量因其态度的平和与文化的同质性,尚不足以动摇桐城派的根本。而你这种时期的桐城派作家仍在以买车人的创作来扩大影响,并致力于从理论上修补、完善桐城古文的理论体系,如姚永朴创作完成了《文学研究法》,林纾以其《韩柳文研究法》、《春觉斋论文》、《文微》等专著对桐城派文论作了挽歌式的总结。与桐城派自有渊源的徐世昌选编归有光、方苞、姚鼐、梅曾亮、曾国藩、吴汝纶、张裕钊、贺涛等人的作品成《明清八某些人文钞》,旨在“存先正之典型,树后学之模范。”(注:王文濡:《明清八某些人文钞序》,《南社》第十六集。)诸人的努力虽难以扭转颓势,但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桐城派的第一手资料。

   真正猛烈抨击桐城派的是以陈独秀、胡适等为首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主将。与前人仅在文学范畴内对桐城派进行批评的立场不同,陈、胡等人的批判剑走偏锋且异常尖锐。“五四”时期中国文坛是有另一个 多声部合唱的大舞台,新文学派、折中派、保守派共同参与了这段文学史建构,“反传统”成为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表征之一。作为传统的样本和当前的劲敌,桐城派首当其冲受到攻击。1917年1月,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首倡文学改良八事,其中第二点即“不摹仿古人。”他批评“今之‘文学某些人’,文学下规姚、曾,上师韩、欧,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”,“皆为文学下乘,即令神似古人,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‘逼真膺鼎’而已。”矛头直指当前的桐城文家。陈独秀随之高擎文学革命大旗,把它作为“开发文明”,改变“国民性”,并借以“革新政治”的“利器”。在《文学革命论》中,他点名批判当时统治文坛的选派、桐城派、江西诗派三大权威流派,视“桐城三祖”方、刘、姚和明代前后七子及归有光为“十八妖魔”,称“归、方、刘、姚之文,或希荣誉墓,或无病而呻,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。每有长篇大作,摇头摆尾,说来说去,我如果知道说些甚么。”“直无一字有位于之价值”。(注:陈独秀:《文学革命论》,《新青年》2卷6号。)当胡适提出“愿国中人土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报告 图片”时,陈独秀断然拒绝:“独至改良中国文学,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,其是非甚明,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。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,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”(注:陈独秀:《答胡适之(文学革命)》,《新青年》3卷3号。)受其“十八妖魔”说的影响,曾为古文阵营大将的钱玄同反戈相向,致书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主张,说“具此识力,而言改良文艺,其结果必佳良无疑,惟选学妖孽,桐城谬种,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。随便说说,得此辈多咒骂一声,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。”(注:《新青年》2卷6号。)此后,钱玄同又多次重申“选学妖孽,桐城谬种”之说,津津乐道,颇为自得。稍后的傅斯年对此深表赞同,说“桐城家者,最不足观,循其义法,无适而可。”(注:傅斯年:《文学革新申义》,《新青年》4卷1号。)新文化运动先驱对桐城派的全面批判与全盘否定,目的在于动摇古文正宗地位,推行白话文,建立“活的文学”、“人的文学”,在当时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。但不可能 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的限制,不可能 陈独秀等人位于着用思想学术推进政治变革的企图,使得某些人在这场从理论主张到创作、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中,在对待具体事物时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,下笔措词激烈,出口语气蛮横,不惜在论述上走极端。随便说说,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发表不久,林纾即在上海《国民日报》上发表《论古文之不当废》,态度还比较温和。此后两年,他对胡、陈等人的挑战并未反击,如果孜孜不倦地在文学讲习会讲授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庄子》和汉魏唐宋古文,兢兢业业地编撰《古文辞类纂选本》等古文读本,冀以实际行动“力延古文之一线”。但新文学的倡导者似乎并那么 忽略这位古文名家、译林奇才,不约而同地把他作为旧文学的代表,不时予以敲打,甚至于1918年2月由钱玄同与刘半农在《新青年》上合演了一出双簧。眼见新文化倡导者要从根本上废弃古文,改用白话,且言辞异常激烈,他再也忍耐不住,愤起应战,先以小说《荆生》、《妖梦》泄愤,继以《致辞蔡鹤卿太史书》言理,后以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》力辨,但在众人的凌厉攻势转过身,势单力薄的林纾逐渐也显招架不住,固守桐城派古文阵地的决心和信心渐趋丧失。

   这场论争的胜负虽明,但对阵双方所使用的表述法律法律依据太满学术式的,脱离了学理层面而有“谩骂”之嫌,难称得上是严肃的学术交锋。这场论争中实效至上的功利观念、绝对主义的思路和由此构成的一整套独特说说语体系,制约了事先的桐城派研究,其负面影响长期久远,不易消除。

   二、20世纪20至500年代的桐城派研究

   20世纪20至500年代是桐城派研究的第二阶段。其特点是理性估价桐城派历史地位,初步建立桐城派研究的学术范式。根据其曲折发展的历程,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,大体可分为前、后两期。

   20至40年代为桐城派研究第二阶段的前期。随着“五四”运动的退潮,新文学运动进入努力建设新文学的崭新发展时期。桐城派渐渐沉寂,不再对很快成长的现代文学构成威胁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对桐城派的评价触底反弹,你这种转变恰恰开始英文曾为敌手的“五四”新文学家。胡适于20年代初提出了“研究问题报告 图片,输入学理,分派国故,再造文明”的新文化建设的总体设计方案,1920年他在其《分派国故的计划》中列举了首批拟分派的书目,还拟定了担任分派的次责人选,准备出版后作为中学生的参考书,其中也有拟由沈尹默分派的姚鼐、曾国藩的著作。1922年3月他又发表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,其中一节专论曾国藩死后的桐城湘乡派,肯定古文是古文学中“最正当最有用”的文体,认为“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古文的长处,如果某些人甘心做通顺清淡的文章,不妄想做假古董。”因此不可能 “桐城派的影响,使古文做通顺了,为如果 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入党的程序,你这种点功劳是不可埋没的”。1935年他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》中进一步发展了买车人你这种观点:“姚鼐、曾国藩的古文差太满统一了十九世纪晚期的中国散文。”“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,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。”他曾对学生魏际昌说:“桐城派出在某些人安徽,过去叫它做‘谬种、妖孽’,是也有可不可以 有不同的看法呢?希望可不可以研究一下”(注:魏际昌:《桐城古文学派小史•后记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。)。这体现了胡适治学的求实精神,而看多桐城派在古典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,堪称胡适的一大贡献,颇能启迪后人。同样是新文学家,周作人在“五四”落潮后,重新拾起批判的武器,对桐城派仍持否定性评价。在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你这种长篇学术讲演中,他在批判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某些人的基础上批判桐城派,认为桐城文章“比较哪些地方地方假古董为通顺,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愿因。因此平淡简单,含蓄而有余味,在哪些地方地方地方,桐城派的文章,有时比唐宋八某些人的还好”。但这改变不了桐城派“载道”文学、遵命文学的性质,“某些人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”。如果 在他的散文小品中,周作人一再表达了你这种看法,并被不少学人认同。朱自清在其名作《经典常谈》中言及桐城派与八股文的关系,指出:“明、清两代的古文某些人几乎那么 有另一个 也有八股文出身的,清代中叶,古文有桐城派,便是八股文的影响。”“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”,刘大櫆姚鼐“也有用功八股文的”,以此造成桐城派文有序而“有物之言”太满。此论在当时学界颇具代表性。

与此共同,某些严谨的学者开始英文运用新的理论和法律法律依据,以全新的视角,对桐城派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。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桐城派研究奠基之作当推姜书阁写于1928年10月、出版于1933年12月的专著《桐城文派评述》。随便说说他出于可不可以 理解的愿因,特意表白买车人“太满‘桐城余孽’左袒古文”,并以桐城派“对于某些人学术上的影响——自然是坏的方面多——非常之大”作为门面语,但实际上他是把桐城派作为有另一个 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观照的。在体例上,他用较多篇幅叙述史实,较小篇幅用来批评,注意引述各家文集的材料,详尽分析后再得出结论。这开创了事先述评结合进行桐城派研究的先河。该书对桐城派的缘起、传衍、发展、递变和衰落进行了全面评述,承袭并发挥了胡适的观点,认为“即民国以来,新文学之鼓吹,恐亦非先有此派通顺文章为之过渡,不易直由明末之先秦两汉而一变成功也;惟过渡太长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本文责编:陈冬冬 发信站:爱思想(http://www.aisixiang.com),栏目:天益学术 > 语言学和文学 > 中国古代文学 本文链接:http://www.aisixiang.com/data/92618.html 文章来源:《安徽史学》(合肥)5004年06期